袾宏,杭州人,俗姓沈。他十七歲時補諸生。二十七歲以後,在四年之間,連遭喪父、失兒、悼亡和喪母的刺激,即作《七筆勾》而出家受具,自號蓮池。晚年居雲棲寺,所以世稱蓮池大師或雲棲大師。他提倡念佛風化被於一代,被推為蓮宗第八祖;他又和紫柏真可、憨山德清、蕅益智旭,並稱為明代四高僧。

隆慶五年(1571)他從外地參訪回到杭州,乞食梵村,見雲棲山水幽寂,就在那裏結茅安居。由於得到梵村居民的隨喜,為他建立禪堂、法堂,不久竟成了著名的叢林。雲棲的宗風以淨土法門為主,冬季坐禪,餘時兼講經論。這時南北戒壇久被禁止,他令受戒者自備三衣於佛前受戒而為作證明。在律學方面著有《沙彌要略》、《具戒便蒙》、《菩薩戒疏發隱》等,建立了律制的範例。他竭力提倡戒殺放生,同時修訂了《瑜伽焰口》、《水陸儀軌》及《朝暮二時課誦》(《諸經日誦》)的儀式。這些儀式,一直流傳到今天。

雲棲的教學是多方面的。他不但是淨土宗的大師,也是華嚴宗的名僧,因此受到兩宗學人的崇奉,清守一的《宗教律諸宗演派》以他為華嚴圭峰下第二十二世。清道光四年(1824)悟開撰《蓮宗九祖傳略》,列雲棲為蓮宗第八祖。

雲棲對於華嚴和禪學的造詣雖都很深,但其思想的歸趣則在淨土。他認為淨土教並非和各宗對立。他的《普勸念佛往生淨土》說:「若人持律,律是佛制,正好念佛;若人看經,經是佛說,正好念佛;若人參禪,禪是佛心,正好念佛」(《雲棲遺稿》卷三)。但他也同樣重視經教。他說:「予一生崇尚念佛,然勤勤懇懇勸人看教。何以故,念佛之說何自來乎?非金口所宣明載簡冊,今日眾生何由而知十萬億剎之外有阿彌陀也?其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,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,離教而悟是邪解也。……是故學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為模楷」(《竹窗隨筆‧經教》)。這都說明他極力要把淨土思想和各宗教義統一起來。

雲棲提倡的淨土法門仍以「持名」為中心。他撰《阿彌陀經疏鈔》說:「今此經者,崇簡去繁,舉約該博,更無他說。單指持名,但得一心,便生彼國,可謂愈簡愈約,愈妙愈玄,徑中徑矣」。他以攝心為學佛的要道,念佛為攝心的捷徑,並開「念佛門」、「止觀門」、「參禪門」為方便門,而指出「念佛一門止觀雙備」,從教理上闡明禪淨的一致(《雲棲遺稿》卷三《答何武峨給諫》)。又說:「念佛一門而分四種:曰持名念佛、曰觀像念佛、曰觀想念佛、曰實相念佛。雖有四種之殊,究竟歸乎實相而已」(《雲棲遺稿》卷三《普示持名念佛三昧》)。他又引古德說明觀想念佛的困難而強調持名的功德說:「觀法理微,眾生心雜,雜心修觀,觀想難成。大聖悲憐,直勸專持名號。良由稱名易故,相續即生。此闡揚持名念佛之功,最為往生淨土之要。若其持名深達實相,則與妙觀同功」(同上)。

雲棲對《阿彌陀經》的教理判釋,是採用華嚴家的主張。他認為就教相來說,《彌陀經》為頓教所攝,並且兼通前後二教(終與圓)。他說:「此經攝於頓者,蓋謂持名即生,疾超速證無迂曲故」(《彌陀疏鈔》卷一)。

雲棲對於儒佛兩家的看法,雖認為兩者根本不同,但卻採取調和的態度。從《竹窗隨筆》的《儒釋和會》和《竹窗二筆》的《儒佛交非》、《儒佛配合》三條看來,可以理解他的思想。他說:「有聰明人以禪宗與儒典和會,不惟慧解圓融,亦引進諸淺識者不復以儒謗釋,其意固甚美矣……。若按文析理,窮深極微,則翻成戲論,已入門者又不可不知也」(《儒釋和會》)。他又說:「自昔儒者非佛,佛者復非儒,予以為佛法初入中國,崇佛者眾,儒者為世道計,非之未為過。儒既非佛,疑佛者眾,佛者為出世道計反非之,亦未為過。迨夫傅(奕)、韓(愈)非佛之後,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。……迨夫明教(契嵩)、空谷(景隆)非儒之後,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」(《儒佛交非》)。他又說:「儒佛二教聖人,其設法各有所主,固不必歧而二之,亦不必強而合之。何也?儒主治世,佛主出世。……故二之合之,其病均也」(《儒佛配合》)。他在這裏說明儒佛兩家應該採取的態度。

雲棲一生雖專弘淨土,但也以文字作佛事。他的著述有《菩薩戒疏發隱》五卷、《彌陀疏鈔》四卷、《具戒便蒙》一卷、《禪關策進》一卷、《緇門崇行錄》一卷、《水陸法會儀軌》六卷、《楞嚴摸象記》十卷、《竹窗隨筆》三卷、《山房雜錄》二卷、《雲棲遺稿》三卷等三十餘種。這些著述於雲棲寂後由他的僧俗弟子大賢、鄒匡明等搜集編次,分為釋經、輯古和手著三類,總稱之為《雲棲法彙》。崇禎十年(1637)比丘智瑛刊為方冊本,現在流行的刻本則是清光緒二十三年(1897)金陵刻經處所重刻。

雲棲在明末享有盛名,當時信佛的朝野人士如宋應昌、陸光祖、張元、馮夢禎、陶望齡等都受過他感化。他的弟子不下數千人(德清的《蓮池大師塔銘》)。其中居士多於僧眾,且多為海內知名之士。出家弟子中比較知名的,有廣應、廣心、大真、仲光、廣潤等。